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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城福丰达逸事

时间:2014-12-12 08:33来源:白城日报
民国十八年,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麟独资在白城子开了商号取名福丰达。它开始不叫福丰达,而叫福合义。

 

      民国十八年,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麟独资在白城子开了商号取名福丰达。它开始不叫福丰达,而叫福合义。这个商号有丝房、粮栈、油坊、粮米铺,还有当铺。整个商号资金虽只有几万,但在当时在城内只有1万多人口,面积不足2平方千米的小小白城子来说,可谓是第一家大商号了。尤其它是督军开的商号,势大财多,更是一般商人可望不可及的。
      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,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悟出,要兴盛中华,必须发展实业,“实业救国”已成为当时一股社会潮流。身为黑龙江省督军的万福麟自然不甘心落后。建商号需要一大笔资金,一般人家也建不起。但对一个督军来讲,这只不过是一个区区小数。建商号烧酒虽不是赚大钱的买卖,但“旱涝保收”,多少都有些收益,不会冒有蚀本的风险。何况当时白城子周围粮食多,原料充足,交通方便,所以万福麟办实业就选择了这个行业。
      民国十八年秋天福丰达烧锅建成开业,福丰达虽是万福麟的独家资本,但从当时账面上看,还各有细目,并不是万福麟一个人的钱。如账上记载的福寿堂,那才是万福麟个人的钱。当时福丰达是10.8万元,3000元为一股,属万福麟本人的有20多个股。
      万福麟虽然出钱,但由于军务繁忙,也不过问买卖的事。福丰达生产经营状况等都找督军府的军需处长李冠三,他负责具体事宜。
      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万福麟带兵撤到了关内,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,李冠三也就不来白城子了。万福麟还有一个管事的,叫王惠臣,家住洮南,他经常来白城子,但王惠臣不管买卖及烧锅的事,而是经管万福麟的地产。因福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,所以,他一来白城子,就住烧锅里,烧锅就按照大掌柜的身份招待他。
      1931年,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,白城子街内虽有几家大买卖,但都不如福丰达财力雄厚,福丰达是当时左右白城子街面经济的最大的买卖家。
      那时在福丰达经营买卖的都是关里人,头三年不给假,三年满了才可以回去。掌柜的给你3个月假,工钱照发,还给回家的人带些小礼物,如红糖、白糖、栗子、枣子、点心等,都用纸包点。回家的都要经过山海关,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之后,山海关是个关口,那里警察对手续不全或他们认为可疑的都要进行盘查,有时十几天才能放行。
      1931年,“九一八”事变前,往关内直接通邮,学徒挣的钱两个月、三个月邮去一次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特别是成立伪满洲国后,关内外虽然通信、通电,但汇兑不通了。一些在关外的挣了钱,就通过买私人银行的汇票往家汇款。
      1935年(伪康德二年),伪满洲国政府的经济部来一个日本人叫山田清作,连同县公署的一些人来到福丰达,他们说,福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,随即查票,进行清点。据县公署的人讲,要把福丰达的资产全部没收,交大兴当铺处理。人们都知道交当铺处理意味着什么。福丰达掌柜的就和山田清作交涉,说:“福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不假,万福麟跑到关内也是事实,但我们福丰达上上下下三百来人是满洲国的人啊,这三百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依靠这买卖干活赚钱吃饭,总得让我们这一千多口人吃饭吧,能把我们饿死不管吗!”山田清作提出要用现金把福丰达卖给这些大小掌柜的,但这些人没有那么多钱,也买不起呀。最后白城子街上头面人物去说情,由福德兴铧炉经理王介眉等人出头担保。福丰达推举张翰臣、孟化民、高明久三人出面,写了保证,立下了字据,山田清作又请示伪满洲国经济部,才决定把福丰达赊给大小掌柜的,期限是8年还清。这样再次清点烧锅、丝房、木厂、当铺等全部资产,清点结果是12万元资产。山田清作提出福丰达每年不管赔赚与否,都要向经济部交款1.5万元,等12年多交清之后,福丰达的财产就属于这些大小掌柜的了,这无疑等于巧取豪夺。
      万福麟的母亲万太太(王氏)原就在洮南住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因老万家在洮南的房子被日伪政府没收而搬到白城子,住在福丰达烧锅的后院,并带来一个丫环侍候她。烧锅的给她腾出两间房,每年在万福麟的福寿堂账内支取300元或500元作为零花。在1935年,福丰达被日伪政府没收之后,万老太太不但支不出钱来,而且还被撵出烧锅院,住在烧锅东墙外一所房里。老万家的买卖都被没收了,房产被强占了,但帮统窝堡的地并没有没收,万老太太就依靠那点地租来维持生活了。
      福丰达被日伪政府没收之后,虽然不再放“份子”了,但头两年,除上交1.5万元以外,年终剩余部分大小掌柜的还可以按照原来定的“份子”参加“分红”,后来渐渐不行了,也没有什么“红利”了,掌柜们的“份子”便取消了,实行了月工资。到了1941年(伪康德八年)以后,有时因挣不来钱,工资也迟迟发不下去了。
      首先破产的是福丰当铺。在当时白城子街内的大的当铺有两家,一是福丰当铺,另一个就是官办的大兴当铺。破产的原因有两条,一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,物价飞涨,几乎达到押当的利率,开当铺无利可图了。二是大兴当铺不但根底硬,钱也充足,福丰当铺抵不过人家,而收押物品的资金都来自福丰达各号,现在各号周转金少了,没钱了。福丰当铺是伪满康德七年(1940年)破产的,只留下一人处理善后。
      最惨的是丝房,丝房掌柜的是周宪章,负责跑外采购。那时什么东西都不好采购,1940年就实行“粮谷出荷”,大米、白面早就进不来了,接着实行“配给制”,又成立了棉布组合,布匹也进不来了。主持配给的是街公所。棉花来了一批,多少按街内居民每个人一年几尺的定量按数发票、定点按票卖物收钱。配给的包括棉花、白布、线、各种花色布等。来多少糖、盐、火柴、肥皂等日用品,都归日本人掌管的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开票,按商号分拨数量。最后丝房到外采购的就只有绫罗绸缎等细货了。这些货平民百姓没有钱买,所以也卖不动。1941年日伪政府又公布了“七·二五”物价停止令,白城子警务科的经济保安股经常检查物价,由于物价冻结,货源也断绝了,就只有卖些库存的“货底子”了。1944年底福丰达丝房只剩十几个人,等到1945年每天只营业半天,柜台、货架子上也没啥东西,剩点东西也没有人来买。到了光复前夕,丝房里就剩周宪章和两个柜伙看门了。
      木厂只能做棺材。福丰达木厂是白城子最大的一家木厂。不但做家具,也能做当时很时髦带弹簧的靠背椅。最兴盛的时期是日本人刚进白城子一两年,那时乘火车进山交通便利,自己随便去采购木材,四五十人整天忙个不停。后来逐渐不行了,不允许进山采购了,特别在伪康德八年之后,每年只拨给一两车原木,每天只能做些包皮的皮箱等一些省木料的活计,后来这点木材也不给了,就只好利用原来剩下的边角余料,做些棺材来卖。
      不景气的福丰达烧锅只用一个房,一班人干活。粮食伪政府也给不多。烧出来的酒,都由伪政府凭证订量,按户销售。至于粮食加工、榨油,一年拨给的粮食也很少,也就挣个加工费。由于经济编制的限制,人员锐减,到后来只剩二三十人了。
      1945年光复后,福丰达曾烧几个月的酒,到了1946年的2月间,洮安县民主政府就把烧锅收为国有,改名为民生烧锅了,就是从前白城市酒厂的前身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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