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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走上抗日救国革命道路的经过

时间:2019-12-09 08:03来源:白城日报

我(周哲明)是通榆县团结乡建设村人,1936年离开家乡,很想念家乡。每次回来,主要是看看农村发展变化和探望亲友。

有些人问我当时是怎么参加抗日联军走上抗日道路的,在这里回顾一下。

一、先从九一八事变说起

九一八事变前后,正是世界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,进行疯狂侵略的时代。当时中国正是在他们争夺的势力范围之内,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之一。对此,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工人、农民、爱国军人、革命知识分子、青年学生都怀着强烈的爱国斗志,进行着反抗斗争。当时,我正在沈阳读书,我哥哥读师范,我读高中。学校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,无论是教师选的文章、讲的课、唱的歌都注重爱国思想。学校活动有“国耻纪念”游行讲演等。我记得有这样的文章,《吊古沙碑城(即海城)》:旅顺、大连蒸轮(艟船)直入,鞍山、营口气毂(气机)横飞。卧榻之旁,他人鼾睡,沙碑犹得为我有耶?又如:“日本小鬼真正顽,夺我旅顺大连湾。得寸进尺贪无厌,野心好比食桑蚕”。这是民间流传的歌,虽然很简单,却有爱国意义。青年唱的歌也很多,如:“红日东升光芒芒,长江大海浩荡荡。奇花初开,谁称卫烈英才,只身力挽狂澜挡大难。”这些歌曲都很有鼓动作用,教育青年起来救国救民,不当亡国奴。青年学生的反帝斗争就是罢课,在关内更多一些,但是往往被帝国主义勾结军阀镇压下去。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,群众也看透了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。1931年9月18日夜里,日本在沈阳向北大营发动了进攻。我们正在睡觉,听到枪炮响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二天才知道,日本鬼子占领了沈阳北大营、兵工厂、沈阳火车站等要地。我们学生马上离开了学校。

当时听说,蒋介石不叫东北军抵抗,叫“国际援华委员会”解决,实际是在拖延时间,给日本鬼子更多的进攻时间。这时,我们看到沈阳的日本鬼子开始了大屠杀。城市破坏也很严重,成天打枪、放炮、抢钱、抓人、杀人。这样,我们想沈阳被占领了,可能别处还没被占领,就和我哥哥、姐夫,从皇姑屯上车,经过通辽回到家乡——瞻榆。

到1932年,东北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继续向关内撤退,广大爱国的人民愤怒至极。有的说,绝不当亡国奴,要反抗,有的敢怒不敢言。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大多要求抗日,保卫家乡。

1933年,义勇军兴起。到我们开通、瞻榆以西这一带的是李芳庭的部队。义勇军不都是共产党领导的,有的是华侨资助的,有的是自发的,但东部、南部有我党领导的。到这年秋末,日本鬼子开始在东北向义勇军全面进攻。有些义勇军溃散了,唯有我们党领导的义勇军编成了抗日联军,撤到东山里、辽宁东部、黑龙江东部等地坚持斗争。当时我的救国救民愿望是很强烈的,书也不念了,我想跟义勇军走,因腿上生疮没能走了。乡村、县城的人们也都议论抗日救国的事,都有不当亡国奴的决心。然而对待战争的前途,却有两种说法:就是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,一种是亡国论,一种是速胜论。这两种说法都是对形势认识不清的原因。

到1943年,热河也失守了,义勇军也撤退了。东北全被日寇占领了。民间的枪也收了,鬼子开始大批抓人了。我们中国何时才能得救呢?此时我感到不能再等了,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,我宁愿去当兵打仗,也不当亡国奴,便决心离开家乡到关里去,找救国救民的道路。当时去也比较困难,过山海关是个关口,出满洲国得有出国证,就让我哥哥周风到区上办了一个出国证,因他是小学教师,有理由,可以说出去学习。另外还要筹备路费,当时我家里有马、有牛、有房、有地,不是没有饭吃,家里不让去。但我决心已下,求亲戚告朋友取得他们的支持。在我们家种菜园子的有个老寇头,叫寇永吉。他是新民县人,我和他谈了这些事,虽然他是农民,但很懂道理,给我拿了十块钱。还有个叫鲁广成的,有点亲戚关系,是个耪青的,他给了我十块钱。我母亲也给了十块钱。父亲怕我惹祸,还怕走了不回来,不叫我走。这时有个叫王子卿的老人,当过区长,日本人来后他不干了,这个人是个绅士,有些爱国热情,他到我家说:“中国青年如果都是这样,就不会亡国。”他表示支持,我的勇气更大了。

1936年1月,路费准备好了,证明也开全了。坐火车通过山海关检查,到了北平一看形势很紧张,1935年底,北平学生发动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,要求抗日。何应钦极力镇压这个学生运动,搞个“何梅协定”,出卖华北,不准抗日。可是日本侵略者节节进攻,中国军队撤出东北,又要撤出华北,汉奸和日寇勾结,成立冀察自治政府,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。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方兴未艾,对我影响很大。我的抗日救国的决心更大了。虽然蒋介石镇压很厉害,我们的情绪并不低落,学生中经常有流血牺牲事件发生。当时我的生活比较困难,而且有危险,但由于抗日情绪高,并没有被困难吓倒。我那时只靠去时带的三十块钱,除了路费,只剩下十来块钱。住旅馆,一天一元钱,不长时间用光了。怎么办呢?正好有个补习学校,我就跟补习学校负责人说,我有文化,可以帮助补习课程,不要钱,住你们的房子就行了。这个人也是东北人,很同情我们去关里的青年,就答应了。这样,住了五六个月。可是吃饭还有困难,我哥哥给我寄来几十块钱,吃玉米饼、咸菜,很快又花光了。后来衣服、被子都当了。当铺也欺负人,知道你赎不起,给钱就少点。后来也感到实在困难,又一想,决不能回家,宁可死了,也不当亡国奴,要克服困难。

二、到军队里去参加战斗

那时东北军已撤到关内。在北平以南驻的是吕正操部队。吕正操是东北人,1934年的时候,他这个团就有我们党的活动了。“一二·九”以后,蒋介石把他们撤到北平城外去了,认为他们不可靠,调到定兴县、徐水县驻防。1936年6月,吕正操部队的一个连长叫王宽民的来到北平。我们补习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对我说:“我表叔来了。来找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到部队去做宣传抗日救国工作,你不如跟他去。”这正合我的心愿。这个团驻河北省定兴县,我到这个团里先帮助文书搞宣传。1936年9月,吕正操又分配来东北大学的两个学生,顾少雄和张少青,是东北救亡总会派来的,到我们三营,成立东北抗日先锋队,王连长和我均参加了。这是党领导的秘密组织,主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,向士兵做政治思想工作,帮助士兵学习文化,教唱革命歌曲。如《大路歌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》等等。东北抗日先锋队,当时简称“东抗”。这个组织为了不断向外发展,11月份派我们几个抗日先锋队员,到师教导队里去学习,一边学习一边做宣传工作。从这以后,抗日先锋队不但我们团有,别的团也有了。不久,因为吕正操积极抗日,不听蒋介石召唤,军长万福麟借口让他到南京“陆大”学习,说是深造,实际是把他调走。张学良知道了这件事后,把他留到了张学良总部。1936年“双十二”事变后不久,他又回到原来部队。回来以后,就积极发展党员和加强“东抗”的活动,部队的抗日热潮更高涨了。

1937年春天,北方局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北平派来胡乃超、杨经国等7个共产党员(北京几个大学生党员),到我们团里领导抗日先锋队工作。这就更加强了党的活动,抗日呼声越来越高。原来东北军比较散漫,有的连队一打仗就垮。因为党的工作活跃,部队战斗力也加强了。团结也好,官兵的关系也和旧军队不同了,很讲民主,改善士兵生活,成立了俱乐部。到1937年“七·七事变”后,蒋介石想要消灭东北军,因为东北军扣留过他,他表面答应抗日,实际上是对东北军恨之入骨。他就让东北军单独到永定河组织防御。1937年9月间,日寇向永定河发起进攻,别的部队被敌人冲垮了,向南败退。唯有我们这个部队战斗力比较强,所以始终坚守阵地,伤亡也很大。如三营营长刘裕勤、副营长王德平、八连连长王宽民都牺牲了,这些人当时都是党员。蒋介石还不死心,指令万福麟,让我们这个部队担任掩护,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到黄河以南。走到石家庄附近,在梅花镇直接和敌人接触。结果一营被包围,三营去解围,这一仗伤敌400余人。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,打胜仗也得退。这时团里的党组织就决定不能再跟着跑了。我们要北上抗日,打游击去。1937年9月24日,打完仗,开了一个会。这是个民主会,除了党员外,抗日队员、积极分子都参加了。当时就宣布我们要成立人民自卫军。选举了领导,吕正操被选为司令。部队还是那么多人,番号扩大了。这个决定一宣布,受到了广大士兵的拥护。别人往南走,我们往北走,沿途各县,如深泽、安国、博野等地下党都来联系,参军的也不少。青年农民、学生纷纷参军参战,形势轰轰烈烈。1937年12月,晋察冀军区派了孙致远同志来到部队。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、副政委程子华指示,部队去路西整训。党的组织,政治工作制度都建立起来了。1938年5月,经过党中央批准,成立八路军三纵队和冀中军区。吕正操任司令员,政委是王平,后是程子华,政治部主任孙致远,参谋长先是李英武后是沙克。队伍不断扩大,原来有两千来人,到1938年底已发展到十万人。成为晋察冀平原游击战的骨干力量。这时,我们抗日先锋队员都被吸收到党内来,1938年底我在冀中军区机要科工作,又去教导团和抗日三团学习,回来后到七分区当侦察科长。

由于我们队伍发展很快,国民党注意了,鬼子更注意了。十万人在敌后,鬼子也感到是心腹之患,向我们发起扫荡。每年数次战斗很频繁。1942年“五一”反扫荡,有五万多鬼子在我们地区,数量没有我们多,装备却比我们强。苦战两个多月,党政军民付出很大代价。敌人对付群众跟对付八路军一样,群众伤亡也很大。但我们不断组织反扫荡,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地道战、地雷战都是那时发明出来的。有一次在深泽县宋庄战斗,两个连被敌人包围在村子里。冀中都是平地,不象山地。当时把日本坡本团长打死了。敌人火了,周围据点敌人增加到四五千人。敌人火力很强,我们白天不能出击,采取夜间突围,出其不意,打死打伤敌人1200多人,我们只伤亡70多人。这是我经历的一次激烈的战斗。

三、到东北侦察

1942年底,中央决定抽调一部分东北干部到东北做敌后工作。冀东军区成立了锦、热、辽远征工作队,周治国任队长,我是指导员。我们的任务:一个是在锦州、热河一带开辟游击区,一个是和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,我们在热河开辟了七八个区,都是秘密的,因为日本在东北统治很严,只能搞地下活动和打游击。为了和抗日联军取得联系,开展敌后工作,决定派我到家乡瞻榆县去做侦察与扩大联系工作。但我离家多年,已不知当地情况,因此要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做向导。在赤峰附近一个山沟,叫独分子沟,住着个叫张瑞宣的人,他常到东北贩卖烟土,情况熟悉。我们化了装,照了照片,通过关系搞到良民证。张瑞宣化装成农民,我化装成一个小学教员。到太平川车站,警察看我们和别人不同,就把我们叫到屋里盘问。原来我们按热河教书的样子,穿的棉袄、棉裤,可是这里教员都穿制服,所以看我们显眼。但由于我们事先已把对话准备好了,没问出什么破绽来,也没搜查出什么东西,就把我们放过了。实际我扎了一个米口袋当裤腰带,要是在热河就认出是八路军了,但是在太平川警察没有这个经验。过了太平川进瞻榆县城也要检查,我们决定挤上唯一的汽车直接进到城里,避过了警察所的麻烦。

进城后,我们找到侯朝金家。我在瞻榆读书时,他是学校堂役,成了老朋友。在城里不能久呆,我们三个人又化装出城到农村去了。我们家乡人,都知道我当八路军打日本去了,但又一知半解的。老乡们都为我保密,谁也不说我回来了。我把亲属邵海潮、教师方铁生、哥哥周风这几个可靠的人找来,把斗争形势和热河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都说了,他们知道中国还有许多人在战斗。我接触了一些群众向他们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党的主张,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战胜利的大好形势,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国工作。了解敌伪情况并串联群众,积蓄力量,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。当时不能讲更多的大道理,只是针对群众盼望的事说,将来会有好日子过,伪满一定要垮台,长不了,共产党来了不再受压迫。我回来的消息传很远,就是日本人不知道,有人传说从热河来了三个八路军,会飞檐走壁。有一次我哥哥在路上碰见一个警察,他指着我问哪来的,我哥哥立即接过去:“这是我弟弟,刚从乡下来。”含糊了事。我住了十几天,完成了任务,了解了东北抗日斗争情况、敌伪情况,决定要早点回部队。怎么走才安全,先打算从旱路走,有一个朋友骑马送我,因不熟悉路,而且警察分所太多,走了一天又回来了。又坐火车,但没有通行证不行。我找到了个姓方的同学,他在伪街公所当办事员,正管印章,偷着给开了个证明。这次学东北的教师打扮穿上制服,戴上礼帽,侯朝金我俩夜间绕过几道关卡到太平川上火车,一路上鬼子查得很紧,对有钱的不太盘问,一捅钱就过去了。老侯我们俩按计划通过了,到叶柏寿下车,没站脚直接回到山区。到独分子沟已是半夜了,这时游击队也都到这来汇合了。当天晚上我们又开始转移。把老侯自己留下住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就返回来了。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生活,一个地方呆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就得换地方。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搞宣传,开辟游击区。我走以后,王家店警察署特务警长董振华到我家去了几次,敲诈、威胁要抓人。我哥哥又多方托人通融,加上哥哥当过校长有些名望,这些事日本鬼子不知道。人已经走了,伪警察还怕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就了事。侯朝金也是冒着生命危险送我的,这都是当时群众对抗日斗争的支持。1945年春天,我们到军区汇报工作,军区首长很满意。鼓励我们还要继续深入敌后来工作。周治国同志回到热河地区坚持工作,把我留到军区联络科,我做副科长,科长是刘可天同志。这时任务更重了。我们千方百计做东北工作,另外配合友军作战沟通工作。 

(责任编辑:民生编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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